桓仁于2015年正式启动抗日义勇军纪念馆项目,2015年6月,本溪市委向辽宁省委递交筹建抗日义勇军纪念馆的请示;8月1日,第73次省长办公会议原则同意本溪市桓仁县建设抗日义勇军纪念馆;2016年1月25日,省委、省政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递交《关…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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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作者:郭汝瑰 黄玉章 来源:《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发布时间:2017-12-14 浏览次数:93628 次 【字体:

    一、辽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东北抗日义勇军最早兴起于辽宁省。首当其冲遭受日本侵略之害的辽宁人民,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国土,最先奋起斗争。东北义勇军兴起之后,犹如燎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凡日军铁蹄所到的地方,就有民众抗日的武装出现。其组织不一,名号繁多,但目的一致,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驱逐日军出东北。
  辽宁省抗日义勇军最早出现于辽西一带,主要由退到锦州的原辽宁省政府警务处长黄显声为首的几名骨干所组织的、以各县民团和公安部队为基础的义勇军。开始规模不大,人数不多,其编制分为旅、支队及民团等。受1931年11月马占山在江桥抗战的激励,抗日情绪激昂,抗日义勇军“从者如流”。至是年冬,编制改为路,下按团、营、连、排、班组成。兵力发展到22路。翌年增至54路,另外还有27个独立支队,总计兵力约20万左右。 [ 注: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长城抗日战纪》及其附录《义勇军战绩》。本节后文所述义勇军的情况,除另有注释者外,均本此档案。有关战绩等数字,因系在敌我情况不太明了的情况下统计的,所以可能不太准确。 ]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加强领导,改名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由东北军政界中矢志抗日的高中级人员(如黄显声、熊飞等)和原辽宁省各社团领导人中的爱国者(如高崇民、阎宝航等)所组成,在张学良的积极支持下,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除开展宣传、募捐、筹办军需物资、培训抗日军政干部外,还派人在关外组建抗日义勇军,并指导抗日斗争和支援军械粮饷等。1932年5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实现合作。为便于领导,将辽宁的抗日义勇军按地域划分为五大军区:
  第1军区辖沈阳、新民、法库、北镇、黑山、锦县、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彰武,总指挥彭晓秋;
  第2军区辖辽阳、海城、盖平、复县、营口、盘山、台安、辽中,总指挥王化一(李纯华代);
   第3军区辖本溪、凤城、安东、庄河、宽甸、岫岩、桓仁、通化、清源、新宾、安图、柳河、临江、长白、辑安、辉南、海龙、抚顺、抚松、金川,总指挥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
  第4军区辖铁岭、开原、昌图、梨树、东丰、怀德、西丰、双山,总指挥熊飞;
  第5军区辖康平、通辽、辽源(今双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安、洮南、突泉,总指挥高文彬。
  9月间又将军区改为军团。每一军团除总指挥外,还设副总指挥2人、参谋长1人。辖区内所有抗日武装改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内设有参谋、副官、秘书、政务、军法、军需、军医、交通等8个处。此时,辽宁境内的义勇军已发展到30万人,遍布于辽宁城乡和热河东部的广大乡村。
  辽西抗日义勇军自成立始,就开展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1931年12月初,日本在占领黑龙江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分三路进攻锦州。进攻途中均遭到抗日义勇军的阻击和袭扰。在锦州失陷前的一段时间,义勇军主要是配合东北军作战,保卫锦州,保卫辽西。
  12月18日,进攻锦州的日军首先派出飞机对义勇军进行轰炸,尔后日军300多人于23日攻占田庄台。张海天、项青山等部义勇军3000余人立即前去配合东北军第19旅第655团铁甲车队进攻驻田庄台的日军。张海天率部从北面攻破敌封锁线,冲进街内与日军巷战,激战3小时,夺回田庄台。翌日,张海天率部再与东北军护路队联合作战,包围了大洼车站。29日,日军第2师团主力经田庄台、大洼向沟帮子进攻,义勇军第22路齐献廷部与第34路刘春起(刘存启)部联合,沿途阻击、袭击,与敌激战3个多小时,迟滞了日军的前进,并毙伤其官兵80余名,缴获步枪107枝、迫击炮2门、机枪2挺。义勇军伤亡200余名。
  日军侵占锦州后,辽西义勇军进入了独立作战的新时期。他们乘敌立足未稳,立即进行袭击。第4路司令耿维周率部于1932年1月4日夜乘新民日军换防之机攻打县城,该部3000余人将县城团团围住,经过激战将城攻破,义勇军烧毁日本洋行,砸毁日本毒品商店,释放被关押的爱国抗日人士,共毙伤日军20余名,缴获步枪30余枝和部分军用物资。日军残部收缩在日领事分馆的高楼深院中,义勇军由于没有攻坚武器,未能攻破,天亮之后即撤回原防驻地。
  尔后,耿继周又联合第1路王显庭部、第20路金子明部等相继袭击了新立屯、彰武等地的日军据点。
  1932年1月7日晚,刘春起等部潜入锦西县城(今钢屯),袭击了驻防日军,并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的中国人,尔后撤回城西。9日,日军第20师团的骑兵第27联队长古贺傅太郎中佐率所部(仅1个中队)及配属的第73联队1个步兵小队向锦西城西进行“扫荡”,在龙王庙附近被义勇军包围。与此同时,留守的骑兵第27联队一部及由锦西返回锦州的第20师团的辎重小队,分别在城内和钱褡山附近也被义勇军包围,激战终日,3处日军先后被歼。古贺联队长和米井三郎大尉、星野大尉、石野中中尉、野口茂三中尉、松尾秀沾少尉及以下103人被击毙。义勇军仅伤亡30余人。日军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悲惨事件”。
  24日,黑山附近的义勇军将支援日地面部队“扫荡”的1架飞机击落,独立飞行第10中队长花泽友男大尉亦被击毙。26日,张海天部2000人克复牛庄。第28路司令邓铁梅率部500人攻克凤凰城车站,毙敌数十名,获机枪2挺、迫击炮1门。27日,义勇军克复锦西,尔后又相继克复盘山等地。据当时统计,仅1932年1至3月间,辽西义勇军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军官19名、士兵2000余名,缴获步枪700多枝、机枪15挺、炮15门、钢甲车2辆、汽车6辆,击落飞机3架。义勇军还采取积极行动,破坏铁路,烧毁敌辎重,使列车出轨,使前线敌军断粮。
  在辽南,1932年12月初,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组织了关门山会战。日军为了消灭活动在安东、凤城、岫岩地区的义勇军,不仅集中了该地区的大部兵力,还令驻旅顺的日本海军开到大东沟一带配合陆军作战。义勇军利用熟悉地形这一有利条件,采用袭敌侧背的灵活战术,击毙日军80余人,俘获30余名,获步枪700余枝、机枪8挺、迫击炮2门、山炮2门、辎重汽车14辆、无线电台1部。辽宁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使日本侵略者寝食不安。他们哀叹:“辽西各地匪军活动尤力,日满军屡次进攻,均不得手,现仍守原阵地,辽热边沿北宁线之匪军,声势尤为浩大……时向日军近逼……未可轻视。” [ 注:何新吾:《东北现状》,第270页。 ]
  活动在辽西、辽南一带的抗日义勇军除正面与敌作战外,还在各地袭击日军。1932年初,这种袭击发展到最高潮。此后由于日军疯狂“围剿”,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义勇军后继无援,逐渐走向了低潮,最后退到热河一带。
  1933年春,热河抗战开始,张学良将退到热河的辽西义勇军编成2个军团参加作战:第1军团以彭振国为总指挥,由李芳廷、谢国忱、刘震东、李海峰、孙兆印等部编成;第2军团以王化一为总指挥(未到职),以李纯华为副总指挥(代总指挥),由项青山、张海天、郑子丰、殷援民等部编成。热河抗战失败后,李芳廷部退到多伦,不久投敌,李纯华部被孙殿英改编,余则溃散。
  辽东义勇军的组成及抗日作战情况如下:
  辽宁东部的抗日义勇军称为“辽东民众自卫军”,成立的时间较辽西为迟。1932年春,已投敌的于芷山部第1团团长唐聚五联络该团第3营营长李春润等辽东14县的军、警、民众于3月21日起义,在辽东树起了抗日的旗帜。
   4月21日,自卫军在桓仁举行誓师大会,群情激昂,爱国热情极高,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公推唐聚五为总司令,李春润、张宗周、黄宇宙为副司令,英若愚为参谋长(后改张毅),并令王育文组设辽东民众抗日救国分会,隶属于辽宁民众抗日救国会之下。所部共编有50路及20个支队,分驻于桓仁、通化、宽甸、辑安、临江、长白、抚松、安图、金川、辉南、柳河、新宾、岫岩、庄河等14县。
  辽东自卫军的组成,是以东北军中爱国官兵为中心,有警察、公安部队、自卫团、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等各阶层各民族的爱国群众及相当数量的有爱国思想的绿林豪杰。他们是在抗日的旗帜下自发联合起来的。自卫军成立不久即向通化开进。通化为辽宁东北重镇,日本在此设有领事馆。自卫军第16路孙秀岩策动通化公安局姜天中等率公安大队加入自卫军。自卫军于4月26日进驻通化。日关东军司令部抽调日本武装警察260余人编为1个大队,配属百余伪警,于28日向通化进攻。孙秀岩率部在城北设伏以待。30日,孙以小部队诱敌深入,在过河道子地区将日警包围于东山之上。日警多次突围,但均被击退,被迫转而求和,表示愿保护日领事及侨民离开通化城后不再进攻。5月9日,自卫军派部队护送日领事及侨民与日警会合后,日警撤离通化境。此役击毙日警官2人、士兵63人,伤其20余人。在此前后,第18路林振清部攻占了辑安城,第8路徐达三部控制了临江,第6路李春润部与第11路王彤轩、第7路郭景珊部收复了新宾。抚顺公安大队长王永成率部反正,编为第7支队。这样,连同早已控制的桓仁等地,辽宁民众自卫军开辟了以通化为中心的辽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 注:见孙秀岩《第三军区第十六路战斗经过》。转引自谭译《九一八抗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256页。 ]
  辽东自卫军自起义至9月初,4个月内经不下百次的作战,除安东、凤城以外,辽东25县县城和广大农村完全由自卫军掌握。为统一政令、整顿吏治,唐聚五乃于通化组织辽宁省政府。唐于9月1日就任省政府主席职,委王育文等整顿内政,以原总部参谋长英若愚率领第15路赴抚松、安图、蒙江、桦甸等县宣抚民众,并与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取得联络,结为犄角。9月中旬,唐聚五在通化召集各路、各支队司令开会,会议决定了进攻沈阳的计划,以期取得沈阳根据地,再发展进攻。为方便统帅指挥,遂将所属各路、各支队合编为7个方面军。各方面军的总指挥及任务如下:
   第1方面军,总指挥李春润(第6路司令兼),由新宾取千金寨,沿安奉路攻沈阳;
   第2方面军,总指挥孙秀岩(第16路司令兼),佯攻山城镇,牵敌于芷山,使其不敢进窥通化;
  第3方面军,总指挥王凤阁(第19路司令兼),由朝阳镇沿沈海路攻取山城镇,向沈阳挺进;
  第4方面军,总指挥邓铁梅(第13路司令兼),由凤城沿安奉路进入沈阳;
   第5方面军,总指挥张宗周(第15路司令兼),由宽甸攻安东,牵制日军,使不敢蹑邓铁梅之后;
  第6方面军,总指挥徐达三(第8路司令兼),设防于鸭绿江沿岸,扼老岭之险,以保通化之安全;
   第7方面军,总指挥刘景文(第50路司令兼),由盖平沿南满路进攻沈阳。
  自卫军决定进攻沈阳后即自行设立矿务局、兵工厂,制造枪弹。不料进攻计划泄露。日军于1932年10月11日集中4个师团的兵力分3路向自卫军各县发动进攻:西路由千金寨进攻新宾;南路由宽甸进攻太平哨;东路出朝鲜,渡过鸭绿江,直向通化。自卫军仓促应战。第1方面军第3路康乐三部和第37路丁育昌部攻克营盘、上夹河后拆毁沈海铁路30余华里,击毁敌装甲车1辆,毙日伪官兵300余人,获辎重甚多,但由于后方吃紧,停止进攻。此后虽有第5方面军张宗周部与日军血战太平哨,第2方面军郭景珊部大战日军于八道江,第3方面军王凤阁部与日军血战于金川、辉南,第1方面军李春润部与日军会战于新宾,第2方面军孙秀岩部抗敌于柳河,但由于日军兵力强大,各路抗日军分散孤立作战,缺乏援助而遭致失败。10月13日,新宾、柳河相继失陷。15日,日军进逼通化,辽宁救国会总部退至抚松,日机轰炸抚松,抗日义勇军弹尽粮绝。唐聚五于19日化装,带数人绕道前往北平;张宗周、王凤阁等部损失太重,决定化整为零潜伏各县;郭景珊、李春润、孙秀岩等率余部退出东边地区,转战他地。至1933年3月,辽东地区的自卫军分为两部:一部坚持辽东抗日,直到失败。李春润、王凤阁、苗可秀等在作战中牺牲。另一部则一直坚持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很多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编入抗联队伍。转移到辽西、热河地区的辽东抗日义勇军在1933年春热河抗战时,被张学良编为第3军团。唐聚五任军团总指挥,张宗周、郭景珊为副总指挥,辖郭景珊(兼)、丁育昌、陈砚田、马星恒4个梯队。3月,张学良被迫出国后,该部被强行改编为庞炳勋第40军补充团,由于受歧视,许多官兵潜逃,队伍瓦解。 

    二、吉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吉林抗日义勇军由救国军和自卫军两支队伍组成,其主要成分是原驻吉林的东北军的爱国官兵,他们为“挽救危亡,收复失地”挺身而出。活跃在吉林境内的大刀会、红枪会亦纷纷响应,一时间抗日的烽火燃遍了长白山麓、松辽平原。
  吉林救国军
  吉林救国军的发起人是王德林。“九一八”事变后,延吉镇守使兼27旅旅长吉兴投降日军。该旅第677团第3营营长王德林于1931年11月间击毙勘测吉会路的两名日本测绘员后开往安图县咕咚河。王德林秘密派人四处联络,于是延吉、珲春、汪清各县警卫团纷纷携械来归,爱国志士、绿林豪杰也闻风来会。1932年2月8日,爱国官兵和抗日群众在敦化县梅家烧锅举行起义,宣告中国国民救国军(后称“东北国民救国军”)成立。公推王德林任总指挥,孔宪荣任副总指挥,吴义成为前方司令。该军以“挽救危亡,收复东北”为宗旨。不久,王德林提出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主张,在吉东地区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广大爱国群众踊跃参加,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延禄等也到救国军中开展抗日工作。此外,肇州李海青的“民众自卫军”、省内各地的大刀会、红枪会以及反日山林队等抗日武装也闻风而起。
  吉林自卫军
  吉林自卫军的发起人是冯占海和李杜。冯占海原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熙洽曾多次派人对其威胁利诱,逼其降日,均被严词拒绝。冯向全省各地发出通电,愤怒声讨日本“侵我国土,掠我省库,杀我同胞”和熙洽“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丧权辱国”的罪行,表示同“吉林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坚决与寇逆抗战到底,克尽保卫国土”的职责。 [ 注:冯占海《“九·一八”事变后我的抗日作战经过》。载《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 之后,冯将卫队团改编为抗日军,走上了抗日的道路。9月底,冯率部辗转到五常,宣布就任吉林省警备司令职,将所部2万多人编成4个旅,组成了吉林警备军。
  在吉林警备军成立的同时,熙洽即组织伪军向冯部进攻。冯占海率部在榆树、拉林与敌激战,后撤至阿城一带,保卫宾县临时政府和哈尔滨。1932年初,哈尔滨出现了危急的形势。此时,他得知依兰警备司令李杜将军将率兵前来联合抗日作战的消息。
   李杜原系东北军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熙洽派人对其诱降,李以严词拒绝,不久率第24旅官兵起义,举起了抗日的旗帜。1932年1月10日,李杜和冯占海会面,共商防守哈尔滨的计划,并决定联合邢占清、丁超(二人后投敌)等人共同抗日。尔后他们共同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
  王德林部吉林救国军宣告成立之后,于1932年2月连续攻打敦化、蛟河、额穆3座城镇。敦化一役不仅策动守城伪军反正,收复了县城,而且击毙日军官兵27名,伤2名,俘虏21名,并缴获机枪2挺。 [ 注:见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编《中国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1933年印,第8页。 ] 额穆、蛟河两次战斗,缴获日伪军大量武器,其中有捷克式轻机21挺、大小枪支1000余件。 [ 注:见李延禄《过去的年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 初战取胜,人心大振,吉东各地农民、工人、青年学生、职员、警察、保安队等爱国志士纷纷前来加入,救国军队伍迅速扩大到4600余人。3月,救国军发动“镜泊湖连环战役”,仅“墙缝”一役就毙伤日军120人,缴获辎重车42辆。救国军声势大震,越战越强。在收复敦化后,宁安公安总队长刘万魁率所部1000余人反正,参加抗日武装,延吉煤矿工人1500多人也参加了救国军,部队迅速扩大到15000多人。
   1932年3月29日,救国军和自卫军各派代表,与义勇军占领地宁安、穆棱、苇河、勃利、额穆、富锦、饶河、延寿、虎林、五常、马珠等县的县长、税捐局长等在下城子开联合会议。经与会代表共同协商,决定救国、自卫两军联合,称为“联合军”,铲除界限,互相援助,并研究决定了税捐收入的分配和军需给养的补给等问题。4月3日,自卫军代表张治邦和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又议决了两军分工协同作战的办法。主要内容为:
  一、自卫军担负中东路沿线安全,攻取哈埠,以便组设省政府;
  二、救国军担负延吉、汪清、宁安以南各地之防务,并警备日方由朝鲜出兵;
  三、由救国军派一支队堵截延边之日军,免其偷越中东路、扰乱自卫军后路;
   四、宁安防务交自卫军负责。
  会后,救国军即将宁安防务交自卫军接替,救国军开往二道河子、延吉、小城子一带。
  救国军和自卫军联合后,自卫军在方正附近三败日伪军,军威大振,于是各处义勇军、大刀会及绿林豪侠、爱国之士闻风来归,军力更为雄厚。为便利指挥,于4月中旬调整组织如下:
  自卫军总司令李杜
  护路军总司令丁超
   右路军
  总指挥冯占海,副总指挥宫长海
   冯占海旅,宫长海旅,姚秉乾旅,赵维斌旅,董支承旅,赵毅旅
   中路军
  总指挥杨耀钧,副总指挥陈宗岱
  杨耀钧旅,邢占清旅,陈宗岱团,孙荣山支队
  左路军
  总指挥张治邦,副总指挥马宪章
  张治邦旅,马宪章旅,刘万魁旅,孔宪荣旅,郭英魁旅
  此后,李杜在依兰召集自卫军军事会议,决定“分两路向哈尔滨反攻”。 [ 注:冯占海《“九·一八”事变后我的抗日作战经过》。载《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 第1路由李杜任总指挥,第2路由冯占海任总指挥,率部向哈尔滨挺进。4月底,冯占海部进攻会发恒,与伪军于琛澄部激战1天,俘伪军2000多人,击落飞机两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 注:冯占海《“九·一八”事变后我的抗日作战经过》。载《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
  与此同时,左路军张治邦部进至中东路一面坡附近,与中路军一起向哈尔滨进攻。刘万魁旅在前面进攻,马宪章旅在后援应。4月22日解决伪军刘春日部,进占横道河子。25日攻占一面坡。此时日伪军增加兵力,以坦克、铁甲车和飞机猛烈反攻,刘旅损失甚众,不得不向后撤退。不料因后方马旅闻风先退,放弃险要,以致日军进占铁岭、河东山等险要,包围刘旅。该部虽经友军救出,但损失巨大,宁安被日军侵占。从此自卫军一蹶不振。
  4月间,日军第10师团与第8师团一起由日本国内增援东北。5月,日军利用松花江水运的条件,以重兵突然袭击自卫军根据地依兰,李杜和丁超带少数兵力退往勃利、宝清、密山地区。1933年1月,在敌人威胁收买下,丁超在宝清向日军投降。不久,李杜全军溃散,在敌人突然进攻的情况下,从虎林退入苏联境内。
  日军占领依兰后,反攻哈尔滨的自卫军各部由于与后方的联系中断,便各自行动。1932年6月初,冯占海在宾县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将所部改称“吉林抗日救国军”,规定“救国军全军上下以救国救民为惟一宗旨”, [ 注:冯占海:《吉林军抗日救国简略战史》。载《抗日义勇军》(新年专号),暨南影片公司1933年版。 ] 并将所部改编为6个旅、9个支队。这支队伍在冯占海指挥下,表示“团结一致,坚持抗日到底,决不屈服”。接着兵分两路向阿城、香坊挺进。在香坊遇到日伪军抵抗,久攻不下便转攻五常、榆树。他们在青山堡、双城、榆树一带与敌激战,击毙日军大川少佐以下日伪军700余人,声威为之一振,附近抗日武装及反正伪军纷纷来投。至6月底,已拥有5万余人,扩编为12个旅、4个支队、3个独立团、1个特种营,还有8路民众自卫队。7月间曾一度攻入舒兰城。9月间又集中兵力进攻吉林,在桦皮厂重创来援的日军。由于攻坚人力、火力不足,攻城受挫;又因长期转战,无法休整,粮饷奇缺,弹药无法补充,于是决定西走,转退热河。9月从舒兰出发,10月过饮马河时遭到日伪军袭击,伤亡较大。随后且战且走,沿途得到爱国民众的援助,曾一度攻占了长岭县城,击毁了四洮线上一列日军装甲车。但因遭到日伪军袭击,损失和走散了一些力量。当年年底到达热河。1933年初,张学良接纳了这部分抗日义勇军,并将该部改编为第63军。
  1932年3月,自卫军和救国军联合之后,救国军于4月初在东宁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把东宁作为救国军的后方根据地。救国军进驻东宁后,创办了《救国日报》,还设有兵工厂和被服厂,部队得到巩固和发展。接着,救国军在东宁又召开高级首脑会议,将所部编为20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2个支队、3个独立团、5个独立营、8个游击队、4个别动队、4个特别营,兵力共计在10万人以上。王德林为总司令,孔宪荣为副司令,吴义成为前方总指挥。
  1932年9月2日,吴义成在指挥击退额穆之敌后赴二道河子与副司令孔宪荣会商,决定兵分四路,夺取宁安。
  10月11日,孔宪荣指挥义勇军向日军混成第38旅团一部防守的宁安进攻,由于各部缺乏协同而失利。10月19日,孔宪荣等没有接受失败教训,又增加刘万魁一旅,继续对宁安攻击。义勇军对日军虽有斩获,但时值深秋,义勇军缺衣少粮,缺乏弹械,联络中断,而日军第14师团(5月间从上海调来)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义勇军不得已撤回原地,元气大伤。
  早在1932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到救国军总部任总参议,不久又到吴义成前方总指挥部任参谋长,并在前方指挥部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对孔宪荣、吴义成等冒险攻打宁安的行动进行劝说,进行了团结争取和稳定部队的工作。
  1933年初,日军沿中东路东段向东宁侵犯,再从延吉经汪清、绥芬大甸子向吴义成部进攻,救国军在优势日军的进攻下被迫后退。1月中旬,东宁失守,王德林率卫队团等退入苏联境内。
  吉林除救国军和自卫军两部义勇军外,还有吉西的李海青、蛟河的田霖、珲春的王玉振等抗日军。李海青出身绿林,“九一八”事变时被押于狱中,江桥抗战时被释,遂积极组织力量准备抗日,被马占山收编。1932年3月李在肇州成立“民众救国军”,自任司令,收编了大批“胡匪”,还有许多加入进来的青年学生,队伍曾发展到2万多人。他们在吉林西部地区进行抗日活动,后转战到黑龙江,1932年底转进到热河。田霖原为吉林省防军某部营长,1932年3月在新站宣布起义,成立“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自任司令,在蛟河及吉敦铁路沿线开展抗日活动,是年冬由蛟河转战到辽东。王玉振原为吉林省防军第27旅678团2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在珲春起义,组成“抗日救国军”,自任司令,下设4个团,活动于珲春境内。
  由于种种原因,到1933年初,吉林大多数义勇军逐渐败退和瓦解,只有吴义成领导的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继续坚持斗争并有所发展。在王德林出国之后,吉林救国军由吴义成和周保中率领,转移到宁安镜泊湖南湖头一带,将分散在宁安、敦化、额穆、安图等地活动的救国军2万余人组成新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吴义成任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柴世荣、姚振山等人任各路司令。 [ 注:见关寄晨《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第6页。 ] 6月底,救国军占领安图,控制安图、敦化、蛟河等县部分地区,并建立了辽吉边区抗日根据地,使军队有组织地向沈海、吉海铁路沿线进击,并挺进中东路东段,抗击日本侵略军。救国军在吉东进行抗日活动,一直坚持到“七七”抗战爆发,后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一部。 

    三、黑龙江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由马占山和苏炳文两支抗日队伍组成。吉林西部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也曾到黑龙江境内进行抗日活动。
  1931年11月19日,马占山在江桥抗战后率部自齐齐哈尔撤至拜泉、克山一带,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战,于是以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收编海伦、克山、拜泉、肇州、肇东、泰康、青冈等十余县的公安队、民团。不到2个月,队伍扩充到2万余人。
  此时,日军集重兵对马部进行“围剿”。面对强敌,马占山于1932年2月中旬与日军妥协,24日就任了伪黑龙江省省长,3月9日参加了伪满洲国成立典礼。马占山的降日行为对黑龙江刚刚兴起的抗日新局面产生了消极影响。
  1932年4月2日,马占山逃脱敌人的严密控制,再举义旗,重返抗日战场。4月7日马占山到黑河后,一方面联络李杜、冯占海、李海青等人参加军事会议,协同作战;一方面重建军政机关,并组建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马占山自任总司令),将省内各部队加以整编,分主战场和支战场两方面进行配置。部署情况和作战计划为 [ 注:所引兵力部署及作战计划见《黑龙江马占山在东北诸战役战斗详报》(1932年)。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又,由于当时部队单位及番号变动频繁,各种资料记述不一,作战情况亦各不相同。 ] :
  (一)部队配置
   1、主战场方面
    总指挥马占山
    骑兵第1军军长马占山
   骑兵第3旅旅长邵斌山
   骑兵第4旅旅长邓文
    骑兵第5旅旅长朱凤阳
    骑兵第6旅旅长王克镇
    骑兵第8旅旅长才鸿猷
   骑兵卫队团团长张纯一
  骑兵第2军军长吴松林
   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兼)
   骑兵第9旅旅长徐某
  独立骑兵团团长南庭芳
  右支队支队长陈海胜
  先遣支队支队长李忠义
  步兵第3旅旅长徐景德
  暂编步兵第1旅旅长朴炳珊
  暂编步兵第2旅旅长徐宝珍
   步兵第4旅旅长焦景彬
   独立炮兵第20团团长金奎璧
  2、支战场方面
  总指挥苏炳文
  步兵第1旅旅长张殿九
  步兵第2旅旅长苏炳文(兼)
  3.总预备队
  队长石兰斌
  骑兵第7旅旅长石兰斌
   (二)作战计划
   1、主战场方面
   (1)以骑兵第1军沿呼海路进攻哈尔滨,奏效后联合吉林救国军、自卫军进攻长春;
  (2)以骑兵第2军沿兆齐、四洮两路向四平街进攻;
   (3)以右支队破坏嫩江桥,并攻击泰来之敌;
  (4)以先遣支队侧击长春;
  (5)以暂编第2旅固守嫩江、大岭之线,并构筑工事;
  (6)以暂编步兵第1旅固守龙镇一带;
  (7)以步兵第3旅警戒黑河(今爱辉)、通河沿边(岸)。
  2、支战场方面
  令苏炳文旅和张殿九旅固守博克图、兴安岭之线,并相机进攻卜奎,会师黑河。
  4月初,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合会调查团到达哈尔滨。马占山决心率部进攻哈尔滨,向国联调查团表示东北人民的抗日热忱。同月9日,马占山在黑河西营大操场誓师。后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以第1军主力防守后方,其余兵力向哈尔滨进攻。其部署为:
  一、委第2军军长吴松林为攻哈总指挥,位于绥化;
  二、令邓文、李云集部为正面,沿呼海路前进,直捣哈尔滨;
  三、令张纯一、刘雅轩部为左翼,经蒙古屯渡江向哈尔滨前进;
  四、令才鸿猷、李天德部为右翼,经邵家窝堡向哈尔滨前进;
  五、令顾诚德、萨力布两部为预备队,位置在兴隆镇。
  15日,马占山由黑河出发到海伦。此时,日军渡松花江后占据松浦、马家船口两处,并派飞机到兴隆镇轰炸。平民伤亡甚众。15日晚,日军第14师团之第28旅团附装甲车一列向张家店才鸿猷旅进攻,邓文率部前来增援,激战一昼夜,敌不支而退。17日,敌军又来进攻,仍被击退。马占山指挥抗日军乘胜直捣松浦、马家船口两站。两地与哈尔滨一江相隔,国联调查团隔江望见了战斗的烈火,听到了隆隆的炮声。由于日军以舰只载来大批援军,抗日军退回到原阵地。是役毙伤日军多名,同时也向国联调查团表示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18日,日本侵略者集中更多的兵力向抗日军反攻。正面邓文旅在蒙古屯方面与日军3000余人激战两昼夜,由于弹械不济、伤亡过大而撤退。右翼才鸿猷旅也于24日撤退到呼兰。日军以重兵追击,又以飞机轰炸海伦。抗日军且战且退,虽给日军重大杀伤,自己亦伤亡惨重。日军第28旅团占领了呼兰、绥化。
  5月初,马占山在孙家油房接见国联调查团美国记者司帝罗和瑞士记者林得特,表示了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到底的决心。
  5月1日,日军探悉马占山组织抗日军后即出动江防舰队,载运大批日军由哈尔滨进犯通河。抗日军团长焦景彬、吴凌汉率部将日军击退。后日军增加大批援军继续进攻,激战十多个小时,抗日军不支而退。马占山鉴于集中作战目标明显、器械不良等情况,决定将部队分散,以游击战与敌周旋。
  日本参谋本部因马占山军骑兵较多、行动飘忽,于6月6日调近卫师团之骑兵第1旅团到东北增援。6月10日,本庄繁命第14师团长松木直亮率其第27、28旅团及骑兵第1旅团,并配属黑龙江伪军,专事围剿马占山军。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日军曾组织了7次大规模的围攻。但由于马占山军骑兵行动快速、地形熟悉,既有当地民众积极协助,又有内线暗送情报,所以日军的7次围攻全部扑空,并有数百名伪军伤亡。本庄繁为了进一步集中兵力和提高部队的机动性,于7月中旬又将驻锦州第8师团之骑兵第8联队、驻哈尔滨第10师团之骑兵第10联队调至绥化、绥棱、海伦一带,并令关东军飞行队以主力配合第14师团的作战。
  7月下旬,在海伦的日军第28联队长平贺英雄侦知海伦以东正白旗二井一带驻有马占山部骑兵1000余人,判断其可能将渡河北上,急令步兵第50联队及骑兵第18联队至正红旗十井子一带阻止马部北进。马占山部的骑兵于27日晨进至安固镇至刘家店间公路上,由于警惕性不高,未派出警戒,以旅次行军队形沿公路行进。上午9时许进入伏击圈内,日军四面袭击,一经发觉,形势已极严重,经奋力死战方突出重围,士兵伤亡数百,一切辎重损失几尽。马占山亦于此役面部受伤,此后转战东山一带。途中山高林密,人迹罕至,粮盐俱绝,杀战马充饥。经40余日始脱离山林绝境,于9月9日到达龙门。日军在战场发现马占山所用物品,认为马占山已战死;9月间知马占山未死,即派兵到处堵截。马由龙门转进到讷河。
  日本关东军在1933年上半年以4个师团又2个旅团及伪军31个旅和4个支队的兵力展开全面围攻,不仅未能消灭抗日义勇军,而且也未能遏制义勇军的发展。因而日本军事最高当局于8月间撤换了本庄繁,并改组了关东军司令部,任命武藤信义为关东军司令官,分别任命小矶国昭、冈村宁次为正、副参谋长,同时从国内再增调骑兵第4旅团和混成第14旅团到东北。武藤信义改变本庄繁全面出击的战法,采用重点围剿的作战方针,决定集中兵力,根据义勇军活动的区域,按先南满、后北满的顺序进行围攻,企图各个击破。为此,将骑兵第1旅团调至辽宁。黑龙江的日军兵力减少。日军为守卫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主力部队多部署于附近地区。义勇军乘机展开广泛出击,致使各地日伪军夜间不敢出门。马占山掌握时机,派人到各地联系,准备联合黑龙江省各抗日部队收复省城。为便于指挥,将所部再次整编为6个军:第1军邓文部,第2军吴松林部,第3军李海青部,第4军徐海亭部,第5军才鸿猷部,第6军邰斌山部。另外,在拜泉的朴炳珊(辖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和在海拉尔的苏炳文(辖2个步兵旅)表面上虽然和伪黑龙江省政府保持着隶属关系,但实际上补充兵员,加紧训练,积极作抗日的准备,并与马占山等暗中联系,随时准备起义,参加抗日队伍。
  马占山与各地抗日将领联络后,计划分兵四路进攻齐齐哈尔,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以邓文军和朴炳珊部为东路军,进攻昂昂溪;苏炳文部为西路军,进攻富拉尔基;马占山率徐海亭军为北路军,进攻拉哈站;另以才鸿猷军沿呼海路袭扰敌人,并对哈尔滨实施佯攻,以牵制日军。 [ 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编《救国旬刊》第25期(1932年10月30日出版)载马占山致北平的电报称,这次进攻分为6路:第1路李海青从南面进攻,第2路邓文从东面进攻,第3路徐海亭从北面进攻,第4路李天德、李云集攻克山,第5路才鸿酞进攻呼海线,第6路南庭芳进攻泰山镇。《九·一八抗战史》作者谭译等根据档案资料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考证当时实际上为4路进攻、1路牵制。 ] 俟各路攻占预定目标后,第二步再共同对齐齐哈尔实施向心攻击。预定10月20日开始行动。
  9月27日,苏炳文和朴炳珊联名通电起义,公开投入抗日阵营。9月30日,张殿九、谢珂、朴炳珊、李海青、邓文等黑龙江省救国军的10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苏炳文为总司令。10月1日在海拉尔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任总司令,张殿九任副总司令,谢珂任参谋长,张挺玉任前敌总指挥,向全国通电,声明决心“消灭伪国,铲除汉奸,揭发暴寇鬼蜮之伎俩,收复中国固有之土地”。 [ 注:印维廉、管举先:《东北血痕》。1933年南京出版。转引自谭译(九·一八抗战史),第202页。 ] 此时,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扎兰屯、富拉尔基等要地均已为苏炳文起义军占领;李海青与邓文两军亦于10月1日、2日先后攻占了昂昂溪和安达。从当时形势看,苏炳文军实力最强,且又控制了整个中东铁路北段,对齐齐哈尔威胁最大。因而日本参谋本部于10月7日致电关东军:“考虑到必要时势必不等讨伐东边道取得成果,即在嫩江以西发起积极作战”, [ 注:日本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华书局19$2年中译本,第42页。 ] 要求立即向苏炳文部发起进攻。松木直亮遂集中其第14师团兵力,分别向昂昂溪和富拉尔基发动反攻。李海青部很快被日军击溃,向南撤走。苏炳文部经10月7、8两日激战,也撤出富拉尔基。由于第14师团主力被钳制在嫩江以西地区,齐齐哈尔以东、以北义勇军的进展稍顺利,至10月中旬,已先后攻克拜泉、克山、讷河、安达、青冈、通北、龙镇、巴彦等城镇。10月20日,马占山、苏炳文分别向拉哈和富拉尔基发起进攻。激战至29日,义勇军攻占了拉哈街区,日军退缩至车站坚守。31日,得而复失的富拉尔基又为义勇军占领。这时齐齐哈尔已陷入义勇军的包围之中。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鉴于北满形势严峻,于10月27日决定:将骑兵第1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急开北满,将关东军飞行队的轰炸第12大队和侦察第3中队亦转场至齐齐哈尔,均归第14师团长指挥,以加强北满的作战力量。日军逐次集中于齐齐哈尔地区后,武藤信义决定先肃清嫩江以东地区的义勇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转移兵力至嫩江以西。
  从11月12日开始,松木直亮以第14师团主力和2个骑兵旅团、3个飞行中队向明水、拜泉、依安、拉哈及其以东地区发起进攻。在日伪军强大攻势的打击下,至11月20日,嫩江以东各部义勇军相继受到严重挫折。马占山等撤至扎兰屯地区与苏炳文部会合;邓文、李海青等部逐渐向南转移,在大赉附近渡过嫩江,经瞻榆,于1933年1月中旬转进至热河开鲁地区。
  11月24日,武藤信义为加强进攻能力,又将独立混成第14旅团配属给第14师团。松木直亮决定以步兵第27旅团守备齐齐哈尔,以2个步兵旅团、2个骑兵旅团和3个飞行中队向中东铁路沿线地区进攻。预计分两步实施作战:第一步以步兵第28旅团、骑兵第4旅团沿铁路两侧进攻富拉尔基以北至扎兰屯以南铁路沿线之苏炳文军,而以独立混成第14旅团和骑兵第1旅团由铁路北的梅里斯、甘南迂回攻占扎兰屯,切断苏炳文军退路;第二步再由迂回至扎兰屯的独立混成第14旅团和骑兵第1旅团继续进攻海拉尔和满洲里。飞行队除侦察义勇军活动外,主要轰炸义勇军各据点及部队调动的军用列车,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预定发起总攻的时间为11月28日。
  11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了海拉尔。28日,日军各部队及伪黑龙江省警备军各旅在飞机直接支援下开始发起进攻。朱家坎、碾子山两地战斗极为激烈。义勇军张挺玉、唐中信部坚守阵地两昼夜,终以兵力、火力相差悬殊,伤亡300余人,被迫突围南撤,后经关门山、索伦山转进至热河。11月30日晚,日军占领了扎兰屯。
  12月1日,苏炳文在博克图召开了秘密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前方主力已被击溃,后方兵力过于薄弱,难以久守。为保存实力,决定退入苏联境内。12月2日晚,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谢珂等率正规部队3000余人、非战斗人员1200余人乘火车离开海拉尔,4日到达满洲里,向苏联边防部队交出武器后进入苏联境内。日军于5日占领海拉尔,6日占领满洲里。
  东北义勇军主力分别退入苏联和热河以后,东北地区尚有数万人分散在各地继续坚持更为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如邓铁梅、孙朝阳,陈东山、吴义成、卢明谦、张锡武部等。但至1934年亦先后失败。
  进入苏联境内的各部义勇军官兵先后被苏联收容于多木斯克。1933年2月中下旬,苏联政府把越境的群众和军人分别通过海参崴和新疆中苏边境送归中国。4月中旬,义勇军的高级将领马占山、苏炳文、谢珂、李杜、王德林、张殿九等20余人经莫斯科、华沙到柏林。5月8日,马占山、苏炳文和李杜去罗马,会见正在那里考察的张学良,其余人在柏林停留半月后乘船回国。5月中旬,马占山和苏炳文从威尼斯回国,李杜则暂留罗马。越境退入苏联的东北义勇军共计1万余人,分8批回到新疆。1933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将这些人编入新疆部队。
    四、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简析
  从“九一八”事变起到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在两年多时间里,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50万人左右,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约3000次的战斗,给日伪军以重大打击。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行动,是东北人民伟大的爱国行动,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反抗。虽然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失败了,但东北广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仍坚持战斗。有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的一部分,坚持到日本帝国主义失败投降。他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英勇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都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东北民众爱国热忱之高涨、对敌斗争之坚决、群众发动之广泛、斗争环境之艰苦、牺牲之惨烈,在中国人民近代反帝斗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和人民高涨的声援活动,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国民政府统治营垒的分化。从1931年马占山的江桥抗战、1932年第19路军的上海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直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和1936年的西安事变,无不受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的促进和影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据文献记载,日本用于东北战场的正规军力量,1931年至1933年约有5万人,1934年至1937年约有40万人(虽然这40万人主要用于防苏) [ 注: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中的附录。 ]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日军被东北义勇军消灭的达10500余人。 [ 注:《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辑第17页。 ]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战场上被打死、病死、战伤、冻伤者,共达17万人以上。 [ 注:关于“九·一八”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东北抗日义勇军消灭日军的数字,说法不一,如日本井上清、铃木四郎在《日本近代史》中认为是17.2万人(下册第201页),陈雷的《伟大的胜利,历史的功勋》(载1985年9月2日黑龙江日报)记为17.8万人。 ] 就连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 [ 注:[日]桑田悦、前原透:《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55页。 ]
  日本侵占东三省,同时也是对苏联作战作准备。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后来承认:“占领满州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 注:[日]舀井胜美:《满洲事件》,第139页。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就敏锐地感觉到日本的威胁,便加强了远东的防御。1931年,苏联远东军拥有3个师,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也有3个师团的兵力;1932年日本增加到6个师团的兵力,苏联则增加到8个师。1932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准备以东北为基地,用总兵力30个师团中的20.5个师团对苏作战。
  但是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者始终未敢发动侵苏战争,这除了苏联做好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义勇军和尔后的东北抗日联军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拖住了日军“北进”的后腿,使其侵略计划无法实现。对此,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指出:“由于满洲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进展。到了1934年,扫荡讨伐告一段落,便想转入对苏战争准备,但从此时起,满洲的抗日军队大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战斗性更加坚强,“日军不得不继续应付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 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第601页。 ]
  波澜壮阔的抗日义勇军运动到1933年大部分失败了,但是它为反对外来侵略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其失败的教训也应该总结吸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有它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上来看,东北的抗日战争是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进行的。“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战争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无援军、内无装备给养补充、完全独立奋战的境地。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向国民政府请求支援,蒋介石、张学良没给一兵一卒,马占山部在伤亡惨重、后援无继的情况下只好退出江桥。王德林、李杜、苏炳文等也多次向国民政府求援,但都未得到实质性的援助,使他们终于败散。
  不仅如此,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此《协定》规定取消关内外一切抗日行动,不准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6月初,《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中,不仅引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同时也动摇了部分抗日军民的决心,悲观失望情绪增加,少数意志不坚强分子公开叛变投敌,极大地削弱了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力。7月10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下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后援会等抗日组织,使抗日义勇军失去来自关内的后援。1934年,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等于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这都极大地挫伤和打击了抗日义勇军,直接、间接地造成了东北义勇军的最后失败。
  导致东北义勇军失败的另一个客观原因是敌人异常强大,手段十分毒辣。为扑灭义勇军的抗日烽火,关东军急骤增加,到1932年9月已达6个师团、15万余人,以后一直保持5个师团。如果加上伪军、守备队、宪兵队和特务警察队,其总数不下20万至30万人。日伪军不仅数量多,而且战斗力强,尤其是关东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给养充足,每次出动,均配备有装甲车、大炮,有飞机侦察、轰炸。而抗日义勇军除原东北军的部队有一些步兵武器外,民众武装使用的不过是长矛、大刀和猎枪。日军为在东北巩固其殖民统治,从1932年初至1933年10月,以关东军为主,统辖伪军、警进行了19次的大讨伐。在大讨伐中,日军采取定期、定点、定线方式,以分兵包围、篦梳山林、铁壁合围、陆空配合等战法穷追不舍,致使抗日义勇军遭受严重挫折。
  从主观上讲,导致抗日义勇军失败的原因首先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抗日领导核心,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东北辽、吉、黑三省及热河的义勇军作战基本上是在孤军奋战的状况下进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后,国民政府自动放弃了抗日的领导权。而东北的爱国人士和军警人员为了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在北平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后援会”等爱国团体和组织,但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具体的奋斗目标。他们也曾煞费苦心,力图领导,并从军费上、物质上给予支持,但从全局上看,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他们不可能根据一省乃至全东北的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义勇军长期分散、各自为战、各自为政、缺乏协同配合的弱点,这就难免不被敌军各个击破。如辽宁义勇军攻打沈阳,吉、黑两省义勇军攻打哈尔滨,最后都是大的行动导致了大的失利。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 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81页。 ] 这用于对东北义勇军失败的分析,也是十分中肯的。
  抗日义勇军的广泛性,导致其成分复杂、派系较多。抗日义勇军中不乏抗战热忱高、立场坚定、意志坚强的人物。但在民族矛盾上升时,一些流氓、兵痞和一些富豪子弟一度参加抗日,一些“胡匪”也掉转枪口下山参加了抗日队伍,一时鱼龙混杂。这些人一方面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有的人重操旧业,掠夺鱼肉人民,这样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最后归于失败。
  抗日义勇军内部不团结,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参加抗日义勇军的东北军官中的一部分人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来扩充实力、骗取人民的支持和捐款;有的人总想割据一方,因而互相闹成见,少数部队之间相互摩擦、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人在战斗中暗自保存实力,作为争名夺利的资本。由于抗战思想不稳固,他们一遇挫折或作战失利就出现“内讧”,当抗日处于低潮时甚至动摇、叛变。这都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最终导致失败。
  从作战形式上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本乡本土进行战斗,地形、人情等非常熟悉,应该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采取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的作战方法,采取伏击战、偷袭战等战术,给敌人以杀伤。但抗日义勇军大多采取正规军所采取的正规战斗。如马占山的江桥抗战、辽宁义勇军进攻沈阳的作战,还有王德林、冯占海、李杜等进攻哈尔滨的作战等,采取的就是正规战,但敌人机动性强,装备好,义勇军都没能取胜,反而暴露了自己,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最后不得不退出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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